《艾青诗集》法语版翻译者凯瑟琳·韦佳德在巴黎家中。 
艾青在凯瑟琳的书上题字:“给飞霞，谢谢你！” 1979年，法语版《艾青诗集》出版，法国多家重要媒体对此做了报道。紧随其后，译者凯瑟琳·韦佳德还翻译了包括茅盾在内的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。在巴黎冬季的午后，本刊特约记者探访了这位年近七旬的法国老太太，翻开她与中国现代文坛、与艾青的一段尘封历史。
按响门铃，凯瑟琳·韦佳德开门。一年未见，赫然乍现一头银发。“你看，我和朋友打赌，敢不敢不染头发。结果，就有了这个效果，不过也很美。”
她从来都很美。
1980年，艾青第一次见到这位他的诗歌的法语译者时，也像我这般惊艳过。不过，彼时，凯瑟琳还是一头熠熠金发，梳成当时中国流行的、乖巧的大辫子。
在这个巴黎冬季的午后，我们坐在她满是小地毯、书和画的家里，品着中国绿茶，让关于艾青和中国现代文坛的回忆倒流。
与艾青共呼吸
凯瑟琳出生在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，很早便对语言有异禀，在研究了拉丁文、希腊文后，对中文这个东方的神秘文字兴趣益浓。1959年，当她在东方现存语言学院(后来的国家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)开始第一学年的中文专业学习时，并不知道，这文字会带给她一生的使命。而这个使命，是为着一位中国诗人。
她第一年答辩的导师，就是20世纪法国中文发展的领军人物—瑞士汉学家Paul.Demiéville。“这是多大的荣耀。”她说。但是接着凯瑟琳便生下了长子，于是中断学业。四年后，她又从巴黎第三大学转到巴黎七大，继续中文学习。在写硕士论文时，偶然读到Patricia Guillermaz翻译的《中国当代诗集》(1962年，Seghers出版社)。书里，艾青的诗歌使她无比震撼。
“浓烈的黄土气息和革命热情，让我感到诗人那无与伦比的力量，”凯瑟琳说，“法国人一定要知道他，了解中国如此著名的作家。”更何况，当时她的导师，后来的法兰西院士程抱一(法国著名华裔作家、诗人、书法家)也很支持。据说当年程抱一从重庆来法国的时候，旅行箱里就有一本艾青的诗集。但是在当时的法国，艾青的法文诗歌还很少，只有Guillermaz和李治华翻译过一部分。而要在法国找到艾青的中文书，更是困难。凯瑟琳翻遍了巴黎所有的图书馆，终于在里尔路的老图书馆里，充满灰尘的最底部，找到一本1955年版的《艾青诗集》，那是在1967年。
彼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方兴，艾青被迫害，流放到新疆。凯瑟琳说：“我在翻译艾青的时候，比亲近的人更了解作者，他的一喜一怒，心底最深的情感和敏锐，都了然于心、于笔。我后来见到他，跟他讲：‘您知道吗？我已经和您共呼吸。只是见到您之前，还没有听到过您呼吸的声音罢了。’”
1979年，凯瑟琳出版《艾青诗集》。书籍出版后，法国多家重要媒体都做了报道，其中就有著名的《解放报》。1980年，凯瑟琳出版茅盾的《春蚕》，1992年参与翻译茅盾的《蚀》。其间还翻译多种中国当代短篇小说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钱锺书告诉她艾青还活着
从第一次读到艾青，到翻译他的诗歌，有十几年的时间。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运动，使艾青等人的消息极度闭塞。凯瑟琳与作者同呼吸，却无法知道作者在运动中的具体状况。
“告诉我艾青还活着的人，是钱锺书。那是1978年，我们一起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第26届欧洲汉学家会议上。我第一次听说艾青还活着，并且重返诗坛，有望很快搬回北京，我激动到无以言表。话说回来，钱锺书的意大利语，说得真是好！1979年，我翻译的《艾青诗集》出版，寄给北京的诗人。当时艾青并没有完全平反，还有警察监管，不过我的信和书，他都收到了。他在回信里说：‘感谢翻译先生。’嘻嘻，他以为我是男人。”
不久后，艾青就在巴黎见到了这位“翻译先生”。1980年夏天，艾青到法国参加“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”，有中法军界和文艺界的诸多陪同。还有美国、加拿大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、荷兰、意大利、法国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学者、专家和专攻汉语的青年约百人。当艾青见到凯瑟琳的时候，她有着小巧精致的五官，身着一袭水绿色的长裙，39岁的人看起来却只有20出头。艾青实在不敢相信自己有如此漂亮的翻译，不胜喜悦。他给她取中文名“飞霞”。
凯瑟琳说：“艾青很喜欢‘稀薄的红云—霞’这个字，因为他的挚交吴祖光的妻子，叫做新凤霞。吴祖光和新凤霞是艾青所敬仰的，所以便叫我为‘飞霞’。那两个人的友谊真是深刻，患难才见真情的人。”艾青后来又向凯瑟琳推荐王蒙。
开会之余，艾青来凯瑟琳家做客，和她丈夫、儿女一家人都熟悉。后来主办方组织去凡尔赛宫游览。艾青不想去，凯瑟琳就做他的导游，开车在巴黎转悠，看了协和广场、卢浮宫。诗人半个世纪后故地重游，一定感慨良多。“看得出来，他还是很高兴的。”
凯瑟琳把所有有关艾青的资料，无论是报道、书信还是照片都珍藏在一个因年久而变黑的皮质绿文件夹里。她拿给我看艾青来参加座谈会时的照片。照片上有艾青、吴祖光，还有刘白羽等人，都很少壮。
在凯瑟琳珍藏的照片里，有一张是艾青和妻子高瑛在新疆的照片。两个人一起走在路上笑，眉眼和手脚都像小孩子。“高瑛是自愿陪我去流放的女人。”艾青告诉凯瑟琳说。“她当然愿意，面对这样一个纯粹的灵魂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只能惺惺相惜。”凯瑟琳说。
还有一张照片，是艾青和其他作家一起，抽烟的样子。“我很喜欢这张照片。虽然照片上的艾青很有点沧桑。他曾说：‘在新疆，没有人说话，唯一的朋友就是香烟了！’他说这话的时候，那一口浓重的金华口音，我想北京的很多人也听不明白。我们简直不是靠语言来交流的，凭的是作家与其翻译面对面时直见性命的灵感！”1980年六月，艾青在凯瑟琳的书上题字：“给飞霞，谢谢你！”六个字，一方面是对异国友人在最艰难时期的患难相知最衷心的感谢，另一方面又是这直见性命的简简单单。
后来艾青去美国，去别的国家游览，都保持跟凯瑟琳的通信。临走前还送给她一个国内七八十年代流行大江南北、有插图画的小本本。小本本上艾青留言：“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”。这是潘子农、刘雪庵在1937年上海创作的歌词《长城谣》的前两句。大概也是这次来法国参加抗日、抗法西斯活动，有感而写的。
上个世纪80年代，凯瑟琳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其间也拜会过艾青。有一次和艾青相遇在一个典礼，正好有一座新的诗人雕像在旁边。凯瑟琳说：“您本人比雕像棒多了！”诗人听后大笑，用金华普通话叫她：“韦佳德、韦佳德！”凯瑟琳说：“说来奇怪，他从来不叫我的名，而是用姓。大概还把我当做西方的客人。”
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聚，是1986年，在艾青在北京的自家四合院。当时艾青神采奕奕地高谈阔论。后来凯瑟琳回到法国。艾青有重病，到1996年去世。“我是后来才知道他陨落的，多少减少了事件的冲击感。不过，进入到20世纪末，21世纪初，陨落的人还有很多，年龄到了呀。”凯瑟琳无限惋惜地说。
曾计划翻译《倾城之恋》
凯瑟琳说，在艾青所有的诗中，她最爱《太阳》、《黎明的通知》和《礁石》。
“艾青的性格是如此凸显，所以即使受到政治文化压制的时候，他在诗里继续他的声音。这声音里有中国人思维里关于恒久性的表达。所以即使为了避免当局的审查，写最简单的小寓言、小故事，也能把这表达推向极致的真理。在我看来，艾青诗歌经久不变的特色是爆发、简单和直爽。”
“艾青在上世纪30年代来法国学过艺术，读一点法文。他研究过我翻译的《艾青诗集》。有一天，他无比兴奋地告诉我说：‘您知道吗？这些诗在法语里是如此美丽，比我中文的诗还要好。您就是法国的我，法国的艾青。’”
凯瑟琳本人对艾青“文革”前夕的作品更欣赏：“要知道，经历过政治运动，诗人的灵魂和身体遭遇折磨，多少还是会受损的。”
艾青除了诗，画做得也好。有一次凯瑟琳去北京拜访艾青，艾青拿出他的画作，让凯瑟琳挑选，她选了一幅《塞外晚秋图》。那是在新疆时作的，有边疆的痕迹。当然，凯瑟琳的存画有很多，其中也有别的中国文人送的。
凯瑟琳也翻译过茅盾的作品，喜爱萧红、张爱玲；在欧洲见过巴金和钱锺书等人；更与在法国的程抱一熟识。中国的文坛，在这里汇聚。话说回来，凯瑟琳家书架上的中文书，比法文书还要多。
她也喜爱张爱玲，并且打算翻译《倾城之恋》，就给彼时在美国的张爱玲写信，并很快收到了回信。信里，张爱玲很高兴有法国读者的支持，并表示会静待法文版的出版。张爱玲果然还是收敛，说话很客气。我和凯瑟琳翻箱倒柜地找张爱玲的回信，可惜一时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凯瑟琳没能翻译张爱玲的书。“对于我来说，中国文学界，至爱的还是艾青呀！”她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