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渭渠先生（2005年8月14日在团结湖自己家中） 摄影/周晓苹
叶先生夫妇的成就使人相信，只要心怀梦想，坚持不懈，生命就能焕发出动人光彩 成都翻译公司
周晓苹
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。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。”这是川端康成名作《雪国》的开头。如此静美的译文，出自我国著名翻译家、日本文学学者叶渭渠之手。
由于突发心梗，叶先生于12月11日晚西去雪国，享年82岁。这段文字，难道不是对叶先生一生最好的诠释吗？
学者的眼光和前瞻性
和叶先生的相识也和川端有关。那是1999年的夏天。这一年的6月14日，是川端康成的百年诞辰。我打电话向叶先生约稿，他满口答应。不久，叶先生的学生刘迪从日本回国，我们一块去了团结湖北二条叶先生的家。
当时叶先生夫妇住的是那种老式的小两居，比较拥挤，因为房子里到处都是书。叶先生要送书给我们，一下子就爬到梯子上去找，身手十分矫健。当天的话题除了川端还有三岛，因为叶先生的夫人唐月梅老师是研究三岛由纪夫的。叶先生笑着说：“你看，只要一谈三岛，她就滔滔不绝。”
我告诉他们，我买过他们夫妇最早译的《古都·雪国》，那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。那种空灵和唯美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的。我问为何《古都》在前《雪国》在后，叶先生解释道：那是由于改革开放伊始，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开放，川端康成当时还是个禁区。“《雪国》和《古都》我们1979年就翻译出来了，结果在出版社拖了差不多两年。因为有人说《雪国》是写‘五等妓女出卖肉体’的，要撤掉，只出《古都》。”叶先生说，我们坚持宁愿退稿，也不撤《雪国》，因为《雪国》是川端康成最卓越的作品。这家地方出版社不愿割爱，于是请示当地出版局，最终获准出版。但为了淡化《雪国》，就把《古都》放在了前面。
众所周知，《雪国》后来受到中国读者极度的喜爱，并被教育部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之一，这充分证明了叶先生作为一名学者的眼光和前瞻性。故川端义子、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在《致中国读者的话》一文开篇云：“承蒙叶渭渠、唐月梅等日本文学研究家的努力，川端康成文学在中国得以广为人知，并且得到了理解。”此外还有他们夫妇对三岛由纪夫的译介和研究，在当时也是需要勇气的。
叶先生说：“我们选择了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这两个至难解读的、要冒一定风险的，但却在日本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不能忽视的人和作品，作为我们学术的切入点，目的是从严难入手，以点带面，进一步全面挖掘日本文学的矿脉。”
真正的辉煌从退休开始
后来我发现，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，涉及到的很多事情都与叶先生夫妇有关系。比如当时有两部有名的日本电影《砂器》和《华丽的家族》，前者的电影剧本是叶先生翻译的，后者根据山崎丰子的三卷本小说《浮华世家》改编而成，而《浮华世家》中文版的译者就是唐月梅。
后来，我了解到，叶先生夫妇是归国华侨。怀着拳拳报国之心，1952年他们从湄公河畔归来，双双考入季羡林先生任系主任的北大东语系。叶先生自己也说，他们俩当时很浪漫。“中秋夜，我约了月梅到东单公园赏月，由于没有钱，两人吃的一块月饼，你咬一口，我咬一口。”
毕业后，他们双双分到国务院的外事部门，具体说来就是搞外事接待工作。而真正从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，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。如叶先生所述，他们以“从清水寺舞台跳下去”的决心，弃政从文，完全走学问之路。叶先生说：“我没想到我年已五十四，还有机会踏入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，实现我苦苦追求的梦想。”他们的同行、日本文学翻译家陈喜儒认为，叶唐二人真正的辉煌是在退休之后。
他们的工作量和成果是相当惊人的。陈喜儒先生说其翻译、主编、著述的作品加起来超过了200本。我想这毫不夸张，因为我本人所获赠的他们出版的书籍，就占了我书柜的整整两层两大排。
每次去叶先生家都十分感慨，都觉得他们的勤奋，他们的精神太值得年轻人学习了。他们的成就使人相信，只要心怀梦想，坚持不懈，即使韶华不再，生命照样能焕发出动人的光彩。
叶渭渠和夫人唐月梅同在北大校园读书时的留影
“倚梅斋”的故事
我认识叶先生时，他已经70岁了，但他全然不见老态，尤其是心态很年轻，总是在不断地学习、尝试新的事物。
最初他给我传稿子，是发传真。但没多久，他就学会用电脑了，并且知道了怎么上网。再过一段，他就买了汉王手写笔，开始用电脑写作，同时学会了发电子邮件。再后来，他自己亲自扫描图片，而且还学会了刻录光盘。
记得我们合作“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“这套丛书时，他写《川端康成传》，唐月梅老师写《三岛由纪夫传》，所有图片都由叶先生亲自扫描，然后一张张编号，写好图片目录，如何插图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当时为了排除干扰，同时利用国外图书馆的便利，他们夫妇住在美国的儿子家著书写作，叶先生有时会回到国内来。为了方便，他在美国和中国都买了扫描仪。我当时说，怎么稿费还没拿到，您就先去掉了一大块。他说没关系，自己扫描好，资料不会丢。
叶先生很喜欢同年轻人交朋友，从不摆老资格，所以他们家经常有很多年轻人造访，包括一些媒体朋友。我当时上班的地方离叶先生家很近，有时候，常常一个电话，骑着自行车就去了。但到了楼下还要再打电话，因为楼门是锁着的。这时，叶先生或唐老师就会热情地从6楼的窗口探出头来，随后将钥匙从楼上扔下来。钥匙掉在地上清脆的响声，至今在我的耳边回荡。
近年叶先生夫妇搬到了南三环百子湾一个现代化的小区里，住房条件有了改善。他们的书房就设在大客厅里，名为“倚梅斋”。不变的是，他们每天都有规律地起床、工作。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所言：“两张对着放的书桌，一张是叶先生的，一张是唐先生的。挨墙两排书架，叶先生背后的书架放他出的书和用的书，唐先生背后书架放她的书。”我和赵武平想的一样，“唐先生以后怎么独自面对那书桌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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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渭渠先生和大江健三郎在一起（2000年9月北京贵宾楼饭店）摄影/周晓苹
记者手记：与大江有关的往事
叶渭渠先生为人谦和，好说话。在工作上只要遇到与日本文学、文化有关的问题，都可以随时向他求教，甚至别人的稿子也可以发给他看。记得1999年我在做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小说《空翻》的报道时有些困惑，叶先生就主动提出，可以让他看一下稿子。他看后把意见写在稿子上，用传真发过来，解决了本人的难题。
2000年大江访华前夕，在美国的叶先生和我通过电话及邮件反复沟通，商定和大江对谈的要点。9月26日大江访华当晚，叶先生夫妇、林林先生和大江如期举行了“四人谈“。当时出现了一个情况，就是90岁的林林先生，说着说着就有些偏离我们事先商定的主题，比如他反复强调：“全世界人民爱好和平。”这显然不是媒体所需要的。而大江则侧身洗耳恭听，从不打断林林先生的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得把求助的目光转向叶先生夫妇。他俩心领神会，巧妙地转移了话题，使得那次报道得以顺利完成。（周晓苹）
温馨记忆：本报的“救火队员” 成都翻译公司
叶渭渠先生不像有的上了年纪的学者，对给报刊写稿有排斥心理，相反，他很乐意做一些外国文学及文化的普及工作。甚至有时候能按照报刊的要求，力求把学术化的东西改得通俗易懂，以适应普通读者的阅读。
叶先生很支持《世界新闻报》，给本报写了不少稿子，如《日本“新穷人“捧热〈蟹工船〉》、《回忆恩师季羡林二三事》、《日本古都掀起大唐文化热》、《寻找日本绘画中的中国脉络》等，均获得了较好的反响。尤其是在缺稿的情况下，叶先生好几次都充当了“救火队员”，为本报紧急赶稿。当报社领导和同事得知为我们赶稿的专家竟然年逾八十，都感动不已。
叶先生说，报纸办得不错。他把刊有自己文章的《世界新闻报》寄给原北大的同学，他的同学马上订了一份报纸。有时候报纸没收到，叶先生就会打电话来问。今年8月24日他在本报发表了长文《解析俳句后面的中国文化》，不知为何样报寄了两次他都没收到，只好给他发PDF版面。叶先生看了很高兴，说，报纸暂时别寄了，等我们下次见面，你再把报纸给我。可是，还没等到和叶先生见面，就传来了噩耗……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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