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月11日逝世
大江三岛，观海外瀛洲
左右何曾分泾渭
雪国川端，看源头活水
清浊还须问沟渠
叶渭渠（1929 -2010），著名日语翻译家，翻译了川端康成、大江健三郎、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作品，出版有《日本文学思潮史》、《日本文化史》等专著。
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”这是叶渭渠翻译川端康成的句子。2010年12月11日，冬天的北京，初雪迟迟不来。叶渭渠等不及了，便决定启程，前往天上的雪国。
他走得有点急，却早有准备。早在一年前，叶渭渠突发心脏病，幸而抢救及时，慢慢恢复过来。于是他立下遗嘱：“来的时候简单地来，走的时候应该朴素地走，一切从简。”
叶渭渠夫人唐月梅平静地执行了这份遗嘱。“我不想兴师动众，影响太多的人……所以没有通知他们。”唐月梅解释自己为什么过了两天才对外宣布丈夫去世的消息。14日以后，许多媒体匆忙发布讣闻：
翻译家叶渭渠逝世。
在回顾叶渭渠为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所做的工作时，“著作等身”是最常被提到的词。叶渭渠和唐月梅这对学者伉俪，30多年来译、著、编的日本文学、文化书籍，多达200余卷。其中既有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、大江健三郎这样的日本文学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，又有《日本文学史》、《日本文化史》、“东方文化集成”日本文化篇等大部头学术著作。学者止庵这样评价作为翻译家的叶渭渠：“叶先生是非常有成就的译者，他克服障碍介绍的日本作家作品影响了无数中国人。”
“克服障碍”不是个简单的说辞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译介日本文学确实敏感，阻力重重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刚从“文革”苦难中脱身而出的叶渭渠，重新坐回书桌前，发觉思想禁区仍在，谈日本文学只有小林多喜二这样的“无产阶级作家”。“但我认为要介绍日本现当代文学，没有川端康成是不完整的，他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典范。”叶渭渠曾这样说过，“既然要冒风险，那干脆我来翻译好了。”
此时的叶渭渠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亚非文学组的组长，负责编辑一套“日本文学丛书”，他把《川端康成小说选》列入了出版计划，亲自动手翻译。译毕，赶上“反对精神污染”运动，叶渭渠看到了一些语气熟悉的批判文章，说《雪国》是“五等妓女出卖肉体”，叶渭渠喜欢这样的书，就是“嗜痂成癖”。
类似这样的麻烦似乎没断过，叶渭渠自己也反省：“我也曾经深受‘左’的思想影响，八十年代初，我觉得《千纸鹤》、《睡美人》太颓废了，就没有把它们选进川端文集。经过20多年的研究，才了解日本审美情趣的更多内涵。”
在出版社做了多年翻译，54岁的叶渭渠终于有机会调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，他激动不能自已：“我没有想到年过五十，还有机会踏进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，实在是我苦苦追求的梦的实现。”
怎样才是“苦苦追求的梦”呢？1929年，叶渭渠生在越南湄公河畔，父母都是华侨。在越南，他读过两年私塾，然后进洋学堂，老师大多来自中国。高中时代，叶渭渠起初就读的是一所教会学校，政治上偏于保守。他却经常在课堂上偷偷阅读学生运动书报，结果被迫退学，转去一所私立学校。在那里，叶渭渠遇到了唐月梅，两人志趣相投，同为华侨子弟，又是同窗，唐月梅是学生会主席，叶渭渠则是地下学联的主席。“公开的是我领导你，实际是你在暗中领导我。”唐月梅这样对叶渭渠开玩笑道。高中毕业，他们就订婚了。1952年，他们经香港辗转回到北京，华侨委员会动员他俩报考季羡林主持的北大东语系。“既然祖国需要，我们当然就答应了。”叶渭渠说，“当时教学主要服从政治和外交需要，有一次我在上翻译课时，用了‘夜幕降临’这样的文学词语，遭到了老师的公开批判。而且我们不能听N H K的广播，只能听我国对日播放的广播，看日本共产党的《赤旗报》。”
毕业后，叶渭渠成了国家公务员，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接待过日本外宾，也当过部委领导秘书，给林林、阳翰笙等人起草讲话稿。1960年，他见到了随团访华的大江健三郎。“当年大江只有25岁，刚刚获芥川奖走上文坛，在论资排辈的日本代表团里，他还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。”在机关工作的叶渭渠何尝不是此种心境，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和写作，给出版社投稿。
“文革”是一代中国学人的噩梦。“他们宁愿你吃完饭之后坐在外面闲聊，也不喜欢看到你在家搞文学研究。”叶渭渠业余搞翻译，被指为“想成名成家”、“打野鸭”。待到林林被打倒，阳翰笙也被打倒，叶渭渠作为“黑秘书”，被要求揭发这些曾经领导他的“黑帮”。
“我有所醒悟，坚决不从，便被指责为‘半路不革命’。”叶渭渠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劳动改造，他和唐月梅流着泪，把家中藏书当废纸卖掉，只偷偷留下了一本《日汉字典》。劳作之余，翻翻字典，两人彼此提醒，别荒废了学问。
等到阴霾散尽，已近知天命之年。唐月梅回忆：“我们只能在杂物间支起一张小书桌，轮流工作。老叶习惯工作到深夜，我则凌晨四五点起床和他换班，要休息时就睡在过道支起的行军床上。”在窘迫的生活环境下，他选择川端康成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突破口，她则以三岛由纪夫切入，有人说他们夫妇俩“每人守着一个自戕的魂灵”。
叶渭渠的一生，与日本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关。1994年，大江健三郎获奖时，叶渭渠托朋友在日本抢购了一箱大江的书带回来。“国内有人批评说，日本文学研究者都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介绍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？这让我深感有责任向国内读者全面介绍大江健三郎。”2000年大江再度访华，在北京一下飞机，就见到了四十年前接待过他的叶渭渠。“这是我们阔别多年之后的第二次碰面，眼前的故人却都不再年轻。”
另一位诺奖得主川端康成，在获奖三年之后的1972年4月16日，口含煤气管自杀离世，没有遗书。不过他的遗愿，也是早早留下———1962年川端康成说：“自杀而无遗书，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无言的死，就是无限的活。”
这段话，叶渭渠引在了论述川端的学术文章里，并以自己身后的默默告别，表达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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